近期，围绕中国到底是不是国际气候治理的领袖这一问题，中国的学者、专家以及国际人士，正在展开一轮富有价值但众说纷纭的讨论，这让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自我认知紊乱。中国气候外交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重新定义中国在气候外交方面的国际角色，成为当务之急。
回顾国际气候政治进程，中国的身份危机其实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就开始酝酿了。在国内，近年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行动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过去十年间，拉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速半壁江山的煤炭消费，已在2013年“打顶”（peaking）并开始下降。然而在国际层面，中国虽然在引领国际气候秩序方面取得了与哥本哈根相比的华丽转身，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似乎仍是一位“不情愿的气候领袖”（reluctant climate leader），一位“时势造出的英雄”。
随着《巴黎协定》的达成，这种国际-国内之间的身份分裂看似迎刃而解：中国对国际气候新秩序的确立功不可没，已一跃成为毋庸置疑的国际气候行动领头羊之一。不过，美国大选结果的出炉却又给中国的气候身份认同平添了一份波折。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在国际气候治理的舞台中心开凿出一个巨大黑洞。过去数年间气候进程的集体领导模式恐将难以延续。气候竞技场上发挥最稳健的选手中国，自然被外界期盼能够承担更多领导责任。
对此，中国官方的表态虽然强调了延续国内气候行动的决心，却刻意绕开“领袖”一词。官方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应该埋头做好自己，这便是对国际气候治理的最大贡献。
诚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排放国，坚定贯彻国内政策，对全球减排举足轻重。同时，中国的气候变化行动是基于解决空气污染等问题的坚实国内需求。但减排的“内需”不应让中国甘于气候外交的“内敛”（inward-looking）。时势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预期已经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做好“家务事”（homework）的基础上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不仅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需要，也是中国千载难逢的机遇。在特朗普当选、传统气候行动“引擎”熄火这一气候变化国际政治（glob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改变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的是气候外交、话语体系的新思维，以及对这一领域的实质战略性投资。
帮助中国对国际气候“领袖”一词“脱敏”，需要剖析“过敏”症状的来源。首先，在中国官方看来，传统发达国家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应转嫁给中国分担。这一考虑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顺应公平原则的。国际社会需要给中国信心，不应指望中国承担与其义务不相符的责任。其次，中国过敏症的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inconvenient truth）是其外交资源和实力的薄弱。如果中国有信心通过外交手段娴熟调控国际社会预期（manage expectation），恐怕也就不会担心被“捧杀”。“领袖”一词体现的不仅是闷声做大事，更透露出积极外向性地引领他国的意味。在这一点上，中国显然准备不足。过去几年的中美外交就是一个例证。中美之间的多轮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帮助破解了《巴黎协定》的困境，中方的政治魄力和智慧毋庸置疑。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真正使中美协议达到引领国际社会效果的是美国强大的外交机器。在这一点上，中国气候“太极”成功借力了美国外交肌肉。
消除中国对气候“领袖”的过敏，并非没有药方。实际上，针对外交资源和能力的不足，中国可以借鉴“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已在引领和主导的国际机制。如果中国有能力促成这些复杂的、跨国性的政治项目，为什么就不能将气候变化列为一个与这些项目比肩的课题，进行重点投入？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回报恐怕会远超过投入。同时，中国不妨借鉴美式领导风格，把气候变化设立为领导人的遗产性课题（legacy issue）并赋予政治优先级。如果奥巴马能把气候变化议题设立为自己未来的遗产，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行？
总而言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内政”，已经远远走在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之前。如果中国仍然沿用上世纪90年代的陈旧话语体系（narrative）解读自己的国际地位，那将是中国气候外交的遗憾与失败。对气候外交的重点关注和投资是摆脱身份危机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完成由“后进生”到“时势英雄”、再到一个真正领袖的转变。